朱元璋分封藩王的后果_朱元璋的沉重遗产

时间:2019-12-23  栏目:历史故事  

朱元璋分封藩王的后果_朱元璋的沉重遗产

封藩问题

明朝初年的山西平遥,有个管儒学教育的芝麻官叶伯巨,在洪武九年(1376)越级给皇帝上书,批评当时的朝政,惹得朱元璋大怒。他指出朝廷的弊政有三点:“分封太侈、用刑太繁、求治太速。”朱元璋以离间皇亲骨肉的罪名,把叶伯巨捕入大狱,不久死于狱中。

又过了二十多年,到洪武三十一年(1398)朱元璋去世,随之在燕王朱棣和建文帝朱允炆之间,爆发了历时近四年的靖难之役。后人是这样评价叶伯巨的先见之明:到了洪武末年,燕王屡次奉命出塞,与蒙古部落作战,势力开始强大。后来因削夺兵权开始反叛,这样才夺取江山。人们这才承认叶伯巨确有先见。

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现在的学者,都认为靖难之役的爆发,其实就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。这样说确有一定道理。那么朱元璋究竟制定了怎样的政策,使穷乡僻壤的小小芝麻官,都看出了明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所潜藏的矛盾,并且预言这些矛盾将会引发战争呢?

事情还要从明朝建国后,开始推行族亲封藩说起。

洪武元年(1368),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,开始大封天下官员,首先颁诏规定了自己家族的次序。他册封马氏为皇后,朱标为太子,到了洪武三年(1370)后,其他诸皇子也都陆续被封为各地的藩王,爵位高于建功立业的大臣。在封建专制社会里,皇帝的本性都是家国不分,却最终避免不了国破家亡的悲剧。

中国传统政体制度大致分三种:一是商周的分封制。皇亲国戚分封在外,藩国屏障中央政府,诸藩以国为姓,相对独立,中央和藩国是朝贡与册封、称臣与纳贡的关系。二是秦唐宋的郡县制。虽然也册封皇亲子弟为王,但有国名而无实藩,有的还规定,皇子必须住在京城,由宫廷派宦官进行管理,有的甚至规定不能世袭,总之设法使皇权不受威胁。三是汉晋和明初采用的郡国制,作为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过渡。藩王在郡国之内,握有军政经济大权。

这三种制度中,朱元璋看中的是郡国制,不过郡国制先后酿成了西汉的“七国之乱”和西晋的“八王之乱”。朱元璋出于私心,并没有吸取教训,根据《明史·诸王传》,他分封诸皇子的情况是:皇子封亲王,授金册金宝,岁禄万石,府置官属。亲王允许保留少量的护卫亲兵,少的有三千,多的达一万九千人。

这只是泛泛规定。后来朱元璋任命皇子代替大将守备边关,有几位御边的藩王,如燕王、宁王等,他们不但有自己的亲兵,还管辖中央政府的军队,其中不乏精锐部队,人数很快就合法地突破了上限。

朱元璋当然知道历史上藩王觊觎皇权的危险,藩王势力恶性膨胀,必然要冲击中央政府的安全。不是鱼死,就是网破。因此,朱元璋制定了强干弱枝的规划,在赋予诸王极大权限的同时,也进行一定的控制和防范。例如规定:诸王仅仅是列有爵位而不享有政务,分有藩国但不管理领土。这些与周朝和汉朝的制度稍微不同。

他反复告诫藩王要安分守己,恪守长幼尊卑之礼,记住自古以来,凡是王侯企图夺取皇权,不是自取灭亡,就是连及皇朝玉石俱焚的教训。为了防范诸王之间互相串通,朱元璋禁止他们互相走动,而且朝廷很少召集亲王入朝觐见。

朱元璋对藩王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行政权方面,对军权却采取了开放的态度,而且到了洪武后期,皇子掌兵权的现象日益普遍。他们不但享有一定数量的亲兵统率权,而且在边境战争爆发时,享有对中央部队的指挥权和节制权。由于洪武中后期,朝廷连续发生了胡惟庸案、蓝玉案,朱元璋对开国功臣失去了信任,而更相信本是同根生的皇子皇孙。那些为明朝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,如宋国公冯胜、颍国公傅友德等,都受到诸王的节制,这样更助长了藩王的权势。

朱元璋亲自颁布《皇明祖训》,规定:藩王都有守镇兵和护卫兵。一般情况下,守镇兵由中央派遣的常选指挥掌握,护卫兵由亲王自己调遣。如本国在险要之地,又遇到紧急情况,藩王领地内的守镇兵和护卫兵,都听从亲王的调遣。而且还规定:如朝无正臣,内有奸恶,朱家的皇权旁落,则藩王可以训兵待命,等待天子密诏,诸王统领守镇兵要协助皇帝讨平奸臣。

朱元璋的话就是最高指示,不但标志着诸王统兵的合法性,甚至规定了诸王有“清君侧”的特权。

继嗣问题

朱元璋丝毫不用担心自己皇权的旁落,也不担心他的儿子们敢犯上作乱。历史上像他那样通晓军事,勤于政务,又将皇权与相权集为一身的皇帝,之前还从来没有过。而且朱元璋在诸皇子的继承权问题上,作了较为合理的安排,在他看来,基本上杜绝了夺权的可能。

首先,朱元璋很早就册封世子朱标为皇太子,培养他作为接班人,限制了其他诸王与朱标之间的长幼尊卑关系。朱标拜明初的大儒宋濂为师,立为太子后,又封文臣之首李善长兼太子少师,武臣之首徐达为太子少傅,常遇春为太子少保等。这样一个强大的辅佐阵容,早早确定了朱标的领先地位。

第二,朱标在兄弟之间颇具威望,堪当楷模。《明史·孝康皇帝传》说朱标当太子的时候,为人友爱,重视兄弟之情,几位皇弟犯了错误,他都尽量调护,免受朱元璋的责罚。曾经有人密告朱元璋,说晋王朱㭎有谋反嫌疑,朱元璋大怒,结果也是太子朱标流泪为弟弟求情,朱元璋才被感化宽宥了晋王。

后来的一些史书曾贬低世子朱标的能力,说他文弱不堪大用,流露出朱元璋对这个儿子的不满情绪,甚至还通过朱标之口,说出朱元璋最爱燕王等,这无非是朱棣继位之后,为了抬高自己而使用的雕虫小技。朱元璋的确非常喜欢燕王朱棣,但朱棣要想从朱元璋那里直接获得皇位继承权,或者说绕过朱标、朱允炆而获得,那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
第一,朱标当上太子之后,从未有过重大失误,朱元璋也没有更换太子的意图。如果说朱标气质文弱、雅儒就让朱元璋不满意不喜欢,那么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则更文弱,后来还是被册封为皇太孙。实际上,朱标重文兼武,应该是一位守成之君的最佳候选人。

朱允炆相比就差许多,他书卷气太重,而且不通军事。《明太宗实录》记载,有一次朱元璋征求刘三吾等人意见。他说:皇长孙弱不更事,治理国家必须得人才行,我想立燕王为皇太子,你们以为如何?刘三吾回答说:立燕王为太子,置秦王、晋王于何地?况且皇孙已经长大成人,可以继承皇位。这件事实际上也不可信,更像是朱棣为了美化突出自己、贬低建文帝的一个小伎俩,从而把自己打扮成朱元璋心目中的合法继承人。

其二,朱标和朱允炆都是嫡出,而燕王朱棣则是庶出。朱棣起兵靖难和后来称帝,都号称自己是孝慈高皇后所生,这也是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价。经过专家考证,他的生母是img6妃。按照封建宗法关系,先皇去世后,皇位由嫡长子继承。如果嫡长子先于去世,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继承,如果嫡长子无嗣,再由其他嫡子继承。如果皇后一直没有生育,才能轮到庶子,而且还要按先后排序。一般庶子很难继承皇位。之所以明朝后来很少由嫡子继位,问题就在于皇后无出,或者皇帝没有儿子。但这个问题在洪武朝未曾出现过,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中,嫡出的有四个。

然而人算不如天算,洪武二十四年(1391),太子朱标病死,谥号懿文。新册封的皇太孙朱允炆,既不像果勇刚毅的祖父朱元璋,也不像能文能武的父亲朱标,不但雅儒软弱,还多了几分书呆子气。这不能不使朱元璋颇感失望,对刚刚创立的大明基业产生忧虑。据说,朱元璋在暮年的时候,回到后宫经常向上天祈福祷告,希望老天爷能保佑明朝的千秋万代。那么,谁会觊觎皇位?谁会桀骜不驯?是那些难以驾驭的开国武臣,还是祸起于萧墙?朱元璋把疑虑的重点放到了前者,于是在胡惟庸案之后,又开始了兔死狗烹般的朝臣大清洗。

在处理皇权与朝臣的关系上,用叶伯巨的话来说,朱元璋采取的是“用刑太繁、求治太速”的严厉手段。朱元璋执政,留给后人一个很深的印象,就是滥施刑罚,用政治恐怖主义的威吓手段,为皇权至上扫除一切障碍。其实明初的政治环境和北宋赵匡胤时代大不相同。在这个时候,朝臣中根本无人能触动皇权的统治地位。赵匡胤尚且能用“杯酒释兵权”,但精明强悍的朱元璋,却偏偏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,宋元亡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皇帝失权。皇帝将处理朝政的大权,委任给了权臣,造成了上下蒙蔽。因此,朱元璋一开始就对能影响皇权的任何力量,都严格防范,也可以说是猜疑,以免危及大明皇朝的基业。

在朱元璋看来,他手下的所有重要人物,都长期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,战争锻炼出这些能征惯战握有大权的武将。他们有能力在外拥兵割据,也有能力在朝中进行颠覆活动。于是,还在太子朱标活着的时候,事关政治斗争的杀戮已经开始了。

最能影响皇权的首先是相权,在他罗织罪名杀丞相胡惟庸之前,这种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已经表露。例如“空印案”,仅仅因为朱元璋怀疑当时各地的财政审计或许有弊政,于是不经调查,就以莫须有的罪名,下令将各地衙门长官主印者,一律杀掉,死者超过三万人。对于不经任何法律上的审判,便滥杀无辜的冤案,朝廷中竟然无人敢站出来进行争辩和劝止。不难看出,朱元璋掌握的皇权,已经无人能制衡,而且这也表明,朱元璋要给自己和后代留下一个怎样的政治统治环境。

相对软弱的朱标,不止一次地进言劝谏父亲,不要大批诛杀有功之臣,以“上有尧舜之君、下有尧舜之民”提醒父亲,应该如何当家做主。在朱元璋看来,朱标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现在还轮不到他当家做主。实际上,开国皇帝有好几位对朝臣的清洗,对外权的钳制,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,差别只是谁温和一些,谁更血腥和暴力。www.kongxiaoyang.cn

洪武二十六年(1393),也就是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第二年,朱元璋借口“蓝玉案”大开杀戒。如果说十三年前的“胡惟庸案”,还主要着眼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争夺,这次的“蓝玉案”更像是皇权与军权间的较量,而且是为子孙后代考虑,保障下一代皇权的平稳顺利。

蓝玉是开国第二号大将常遇春的小舅子,作战勇猛,屡立战功。随着军功的增长,他逐渐居功自傲,对朱元璋的命令开始阳奉阴违,这引起朱元璋的极大不满,在他看来,这就是影响到皇权的安稳。于是以蓝玉为祸首,株连一万五千人被杀,“元功宿将相继尽矣”。朱元璋为此颁布了《逆臣录》,里面包括曹震、张翼、张温等一公、十三侯、二伯这样的军事权贵,试图使“胡蓝之狱”永不翻案。

朱元璋一方面大肆屠戮功臣,消灭异己,同时开始大封皇子王爵,寄希望于宗藩的力量来屏卫朝廷。不过朱元璋的这二十多个儿子,真正有才华的凤毛麟角,不堪大用的居多。朱元璋选来选去,也只有九个儿子被封为“塞王”,而被赋予军队领导权的,只剩下晋王朱㭎、宁王朱权和燕王朱棣。

洪武二十三年(1390),燕王朱棣开始节制傅友德等北边将领。洪武二十六年(1393),朱元璋又实授朱棣军权,主持针对蒙古的军事防务。在迫降纳哈出和取得捕鱼儿海大捷之后,原本紧张的北方军事对峙暂时松弛下来,明朝的军制开始由卫所制向镇戍制过渡。军队逐渐集中,实行重点防御,更加凸显出三位亲王在军队中的重要性。晋王统领山西、大同诸镇;燕王坐镇北平,控制宣府、蓟州等;宁王就藩大宁,起到支撑和援助的作用。整个北方的战略防御落到这三位亲王的手中。从某种程度来说,亲王也成了边关大帅。

明太祖看着由自己家族形成众星拱月的政治格局,似乎很是满意。

据记载,朱元璋曾洋洋自得地对朱允炆说:“我把对付北方蒙古的重任交给诸王,可以让北方边疆尘沙不动,你就放心好了。”

朱允炆针锋相对地询问:“北方蒙古要造反,诸王可以抵御,诸王要是造反,那么谁来抵御呢?”

朱元璋一时语塞,过了良久才反问:“你打算怎么样?”

朱允炆回答的对策是:“以德治国,以礼治国。如果不行,就削弱他们的封地;如果还不听话,就废除他们的封号;如果他们还是我行我素,就只剩下举兵讨伐了。”

朱元璋点头称赞。

在朱元璋眼里,只有两股力量能威胁大明皇朝统治:在内,是权臣篡位,现在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;在外,只有蒙古部落还有些实力,但经过多年的打压之后,已经土崩瓦解。那些自己亲手提拔的诸王,掌握数量可观的兵马,对外可以抵御强虏,对内可以随时待命,威慑那些觊觎皇位的权臣,这样朱家的江山就可以永固了。

祸起萧墙,这一点也不是不可能。但毕竟诸王所能控制的人马,和皇帝能调动的军队相比,还不到一成,力量非常有限,岂敢以卵击石?何况朱元璋对这种反叛的隐患也进行了针对性预防。无论如何,朱元璋不能再把军权转让给外臣,他也不可能为了孙子,而对几个儿子下杀手。这样看来,内乱的隐患,只能等朱允炆上台后自己去解决。

封藩和继嗣的矛盾

从前有人以为,靖难之役能够爆发,是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产物,实质是争夺皇位,削藩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。因此,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: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中,皇帝为了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,往往要依靠一种势力——如宦官或外戚——作为支柱,而统治阶级权力欲的贪婪和内部矛盾,往往使这一支柱,成了皇权的对立面,成为皇权的威胁,不一定非要对皇帝取而代之,但至少可以把皇帝架空。因此,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过程,就必然要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冲突,靖难之役就是狗咬狗的闹剧。

但是也有人认为,靖难之役还是有它的进步性。双方的斗争体现出革新与守旧的矛盾。建文帝代表革新派,他的理想之国与明太祖所希望的截然不同。建文帝和他周围的小集团,即黄子澄、齐泰、方孝孺等人,要变革祖宗之法,实行新政的愿望很强烈,因此坚决地摒弃洪武时期的恐怖政治,争取相对柔和的开明政治。而燕王的左右是由保守的皇亲贵戚和军人集团组成,属于前朝的既得利益者,因此他们最反对改革。围绕着改革与守旧,双方产生了矛盾和斗争,最后酿成兵戎相见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建文帝上台后,必然要改变朱元璋后期的一些政策。建文帝的人生经历和思想作风,与他的爷爷完全不同,因此有一些改变是必然的。但触动下属的利益,就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么?

建文帝上台后,的确革除了朱元璋时期一些过于严厉的政策,尤其从建文帝依赖的重臣方孝孺那里,改革的倾向看得很明显。他们俩甚至讨论,是不是要把土地制度恢复到西周时代的井田制,按照孔子的古礼进行统治。如果不是战争爆发打断了他们的计划,这样的复古改革还不知道会走多远。

朱元璋留给建文帝的政治遗产,是将权力和矛盾都集中在家族内部,解决起来要比外臣专权更棘手。这一点倒是和西汉的“七国之乱”、西晋的“八王之乱”很相似。

靖难之役的爆发,与其说是不可调和的利益之争,不如说是皇位继承权的方法问题。明朝采取的是嫡长子继承制。这种由血统和出身的不平等,形成继承权的不平等,最初看来是避免了继承权上的纠纷。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条件下,最终酿成了明朝天子的一系列悲剧。一个人对皇位的继承权,没有偶然,没有择优,没有淘汰,从他一出生就规定好了。

明朝在宣德和正德年间,也相继爆发了类似的靖难之役,只不过皇帝一方迅速取胜,才避免了建文帝的悲剧重新上演。嫡长子继承制,危害之大不仅在于产生战争,万历年间的“争国本”,实际上也是皇位继承权的顺序之争。南明初期,大兵压境,内忧外患,大臣们还在讨论,究竟是选福王还是潞王,争论的实质也是继承权顺序,到了最后宁要嫡亲的草,也不要庶出的苗。

朱棣通过战争,取得了庶子战胜嫡孙的胜利,但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。他对继承权的选择,重复了朱元璋的老路,因此也就使这场战争——哪怕从皇朝内部看——没有取得任何革新的价值,失去了它本应具有的意义。

洪武三十一年,年逾古稀的朱元璋在辛劳了一生后去世。驾崩前,他留下一封遗书,是这样评价自己和继承人:我应天命称帝三十一年,夙兴夜寐,勤于政务,就是为了服务于民。怎奈我出身寒微,没有前代圣君那样博学多知,做不到从善如流,疾恶如仇。人的生老病死是万物的自然规律,现在我的皇太孙朱允炆,他仁明孝友,天下归心,宜登大位。我希望内外文武大臣同心辅政,以安百姓。

但朱元璋根本没有料到,在自己死后的第二年,建文帝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“削藩”,紧接着亲王们造反,随后引发战争,打破了他亲手规划的统治格局。他更不会料到,这场战争持续近四年,死伤人口以百万计。他亲手选中的继承人死于非命,儿子鸠占鹊巢,夺了孙子的宝座。

这一切,其实都可归因于朱元璋在政治上的短识和自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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